核心提示：[摘 要] 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全国扶贫县通渭，何以能够登上文化部首次命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榜首：贫瘠的自然环境促成了多采的艺术走向；厚重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书画基础；办班培训和政府推介

——兼谈通渭书画艺术之乡的创建
张怀德 安庆吉（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定西 743000）

“陇中苦瘠甲天下，通渭苦瘠甲陇中。”通渭地处中国大西北，位于甘肃东南部渭河北岸支流——散渡河（中、上游称牛谷河）上游，现有人口46.5万，其中农业人口44万，是甘肃中部有名的一个穷县。近10多年来，竟以“书画艺术之乡”、“翰墨飘香之地”在全国出了名。“人人爱书画，个个练书画，家家挂书画”,其蔚为壮观的全民崇尚书画之风，引得王蒙、贾平凹、汪国真等文化名流到此游历采风；其日益兴隆的书画交流集散活动，引得藏家商贾云集，书画名家荟萃，书画产业欣欣向荣。一片贫瘠的土地，竟生长着如此丰厚的文化——“通渭现象”，成为国内文艺界探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水土贫瘠、经济落后的全国41个国扶贫困县之一的通渭，于1993年成为文化部首次命名的6个“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一、贫瘠的自然环境促成了多采的艺术走向
根据文化学理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某个地域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然条件优越到“不劳而获”的地步，不利于文化的创造；当然，自然条件太恶劣也不利于文化的创造。西方有史学家提出自然的“挑战”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原因。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温润的牛谷河养育了通渭的远古文明，羌戎等民族的争战和最终联合融合，其它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为通渭书画艺术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1. 土地贫瘠，灾害频繁。通渭自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平襄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通渭县志载：“20世纪50年代以前，特点有三：多灾之地、多难之民、封闭之乡。”通渭境内山梁起伏、沟壑纵横，降水量稀少且分布不均，自然灾害频繁，旧县志曾概括为“光村赤地”。战国时期，县境处在秦国边陲，战事频繁。两汉之际，王莽乱朝，隗嚣割据，滇零起义，朝廷为讨伐而连年征战。唐宋以来，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吐蕃东攻，金人西进，战火不息。明初，徐达部与元军相争，不时将战火引至通渭。清代中期，震撼朝廷的石峰堡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民国时期，更是风云多变，军阀混战，人民所受之苦，罄竹难书。在漫长的封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渭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解放以来个别时期，极“左”错误给通渭人民也曾造成伤害。艺术是苦闷的象征，“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很多人由于地域封闭、自然条件不好、经济落后，热爱书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连年累月的征伐使得当地人口流动快、居民变动大，加上军屯、流放等形式的大量移民，使得祖辈居住于此的大家族数量稀少。少量原住民反而因此拥有了“主人”身份—对当地相对熟悉的优势使得他们可以享受新来者的请教，并受到地方官的垂询，无形中使通渭居民产生对原住民身份向往的心理。这种心理与对汉文化的努力维系相结合，形成居民对长期居住于此，且具汉文化修养的“名门望族”的尊崇。因为在动荡地区，只有那些长住民因根基深厚而拥有相对稳定的教育机会，可以维系中原耕读持家、修身齐家的汉族正统文化，家藏字画、雅好丹青在这里是一种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的长住民才有能力进行的“闲情”，成为一种修养、身份甚至社会地位的符号象征。
2. 穷则思变，适者生存。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农难养人,农不致富;资源匮乏,技术落后, 工难养人,工不致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 商难养人, 商不致富。贫瘠多灾的恶劣环境，造就了通渭人民坚毅勤奋的品质和灵巧的双手，造就了通渭“民间艺人，特别是书画人才更是不乏其人”（通渭县志） 。也正是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赋予了通渭人民勤劳智慧、崇尚艺术的美好情操，而这种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更需要艺术排遣苦难，寄托情怀，促成了多采的艺术走向。“赤脚子踏着风雨跑光阴，光肩膀提着日月走天下。”为了生存，早期的通渭人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才艺，走南闯北养家糊口，促使了民间艺术通过一家一户、一样一品的特色，从编织背篓、竹篮、笸箩、草席的篾儿匠到草辫等编织工艺品艺术家；从毡匠的纺线、擀毡到手工地毯、挂毯艺术品出口；从打凿石磨、石碾等农具的石匠到雕刻石狮、石兽、石柱等建筑工艺品的石雕、石刻艺术家；从烧制砖、瓦、砂罐的泥瓦匠到制作屋脊、檐头、门柱的砖雕、砖刻的建筑艺术家，从木工到木匠、木雕，发展成为能刻、能雕、能写的仿古建筑队伍，使得名山之巅的庙宇建筑中的泥塑及其彩绘艺术，在方圆百里，成了通渭人的专利；从打磨家具的木匠到精细的木雕、根雕等，成就了木雕艺术家；从为别人抄抄写写、乡村祭文联仗，刻苦练字习文，练出了农民书法家；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离不开乐工画师；皮影戏需要高超的绘画、剪贴艺术。这些都是书画艺术人才的启蒙和基础教育。有志者和爱好者从事书画专业训练，砺志磨炼之下成为书画艺术名家。
 二、厚重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书画基础
一个地区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与该地区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不积溪流，无以成江河。通渭文化底蕴极深,书画艺术之乡的诞生是文化沉淀的结果。
1.历史、地理因素的长期滋养
(1)就地域来说，通渭所在的渭河流域，是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交汇区。城区距离秦安大地湾和伏羲故里不过百里之遥，在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圈内，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作为丝绸之路中路必经之地，通渭是川、陕及陇东通往兰州、西域的必经之地和要冲，控扼着甘、陕、川三省要道，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是接连我国中、西部的结合地区，又属于“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东西通道的中路轴心地带。现在通渭仍然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全省交通网的多条国道途经此处。虽然山穷水枯，物产不丰，经济一直很落后，重要的交通地位为通渭人的书画收藏和书画交流提供便利，使得大量的收藏与创作学习成为可能，也确保了名家名作的流入、保存。
(2)从历史沿革来看，通渭境内碧玉、青堡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图案奇特秀美的彩陶，不但充分显示了先祖们高度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出土的大量文物古迹也表明，至迟约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大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繁衍生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发展着精神文明。属于古老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及后来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类型的遗址文物，至今大量遗存。横跨县境125公里地段上的战国秦长城遗迹表明，在公元前270年，秦国就对今通渭地区实行着管理，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元鼎3年，就在这里始置平襄县(取“平定襄戎”之意)，为天水郡治所。宋崇宗5年(1106)年以来的900多年间，一直在这里设置着通渭县，自然成为当时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
(3)通渭地域文化的发展，还与当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开通”或“闭塞”、“发展”或“冷落”时期形成的双重性有关，一方面，“开通”时使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甚至世界优秀文化得以引进、吸收、融汇和继承；另一方面，又随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得“闭塞”时，又恰恰使书画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也与其他某些糟粕一起得到保守、保留和稳定。历史上，这一带又曾是留军屯田或移民开发地区，这就更加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大融合，逐步形成了兼容并蓄、雅俗纷呈、光彩斑澜的地域文化氛围。多民族间的非和平杂居使当地的民族融合急剧而多变，存在于众多民族战事之间的是以汉族为主的通渭原住居民，和逐渐汉化的部分少数民族居民。随着朝廷不断平定叛乱、收复失地，当地人努力维系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保留中原文化传统，这种努力使他们对拥有汉学知识的人倍加礼遇，向往中原文化传统保留较好的名门世家。书画收藏和书画创作作为学问世家通常拥有的事物，被普通人崇尚并加以追求。
(4)典型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可带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色。典范人物是一个地区的“民智英雄”，一个地区典范人物的业绩，能够持续地感动他的乡亲。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夫妻诗人，东汉桓帝（公元147年）时的秦嘉、徐淑夫妇以超人的才思，跻身诗坛，其五言诗及书信体散文以铺排清闲自然、抒情委婉笃挚而享誉时世。此时，欧洲中世纪文学才初露端倪。明清之际，文人学士著述立言，歌咏酬唱之风蔚然而盛，如明代工部尚书赵荣、开封知府王瓒、清代四川按察使牛树梅以及被誉为“陇右真儒”、“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等，皆对家乡文风有着较大影响。从明万历到清末360年间，通渭共出进士8人，举人102人，贡生338人，文童秀才数以万计，这些人大都能诗文、善书画。外地来此执政、从教者很多，其中不少人兼擅书画，墨迹至今藏于民间。如“家有冷字不算穷”的清乾隆时通渭知事冷文炜(山东人)。现在无论你走到通渭的任何一个地方，从大门厅“耕读门第”的门楣、中堂上“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信条，到“有钱没钱，帖幅对联过年”、“不挂字画就不是通渭人”的民俗，都会感到原汁原味的浓浓儒风。
2.通渭人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的生动反映
历史上，通渭人民世代保持着“崇仁尚义”、“仕勤读书”以及勤劳艰朴、淳厚温雅、达观进取、坚毅沉着等良好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人们无论写字作画还是求书索画，不单是只图浮浅的表面化享受，而是崇尚传统文明，尊重学者文人，追求真、善、美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人敢于涉足且勇于深入书画艺术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殿堂，是当地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及顽强性格的生动反映。他们对待书画这种精神财富，也和对待深藏黄土、岩石之中的物质财富一样，以强似“掘矿”、“淘金”的精神和劲头，不畏艰辛地去执着追求和开发。通渭人的性格品质，也和黄土地上默默勤耕的黄牛、黄土地下深深埋藏的宝石以及浩瀚艺海中莹莹寓光的书法一样，显得特别坚定强韧，深沉质朴。人们的这种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也就为书画这一古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本地区发展繁荣，打下了雄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3.传统教育奠定的坚实基础
尊孔重教,习文练字,棋琴书画，是典型的通渭传统教育。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极其重视对孩子写字、绘画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在通渭执教的教师，普遍都有一手好字，中小学生自幼耳濡目染，熏陶其中，有着良好的环境。中小学皆开设写字课，对习字、绘画有严格要求，为长大成人后成为书画艺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八九岁时，父亲送我到私塾，”一位书法家谈他的成才之路时说“后来又到小学，老师教我写字，规定一天写五仿，而我一天写七八仿。看别人在磨平的砖头上写，我也这样做，进步很快。” 1939年通渭一中建校时,地方名士孔宗尧先生撰联“中原自古为文物之邦,何世无才,养成枝干参天起;学校于今乃英年所会,诸生有志,切向根源实地来”。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从通渭县考出的美术等艺术专业学生有1130名。
综上所述，通渭人热爱书画，首先是由于比较封闭传统的农耕文化时的一种观念的的保留，也就是古风尤存，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决定人们将出人头地的愿望寄托于文化教育。其次是民族纷争焦点地段与战略要地的地位造成地区动荡不断、人口变动剧烈，促成人们对相对稳定的家族中所保留的汉文化传统的向往。三是对文化和知识的向往以及通渭人本身对书画的喜好，使书画成为一种拥有知识修养的身份符号，受到通渭人近似信仰般的高度尊崇。受儒家文化“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观念影响，书画成了儒家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一项修身养性的法宝，从政府官员到贫寒儒生，都想让祖先的德业和精神传承下去，书画作品成了这一“立言”的载体，于是他们在工作或耕种、读书之余，用写字、画画借以消遣，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四是交通要塞的地位为这种书画收藏和书画创作交流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凡来通渭工作的政府官员或普通民众都身不由己的融入到这文化大潮之中，成了书画爱好者、收藏者、练习者，形成了如今的通渭书画现象。
 三、办班培训和政府推介得到了书画艺术的普及和提高
任何事物都不会一蹴而就，打造“书画艺术之乡”品牌，非常不易。通渭书画艺术从萌芽到成熟，无数人为她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支撑这一艺术大厦的顶梁支柱。纵观通渭书画艺术发展史，窃以为大致经过如下几个时期。
1.萌芽期 
文化传承是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使命。大都长于书画的举人进士赴外做官，为通渭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追溯到东汉，有如前所述的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后有明代工部尚书赵荣、开封知府王瓒；到清代，如乾隆三十年（1765）任四川威远知县的举人“陇右真儒”李南晖、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四川按察使牛树梅、道光十二年举人狄道州学正景运亨、绪十六年进士四川绥定知府的牛瑗、光绪癸卯科举人拣选宁朔知县杨泰与丁酉科举人吏部拣选知县两淮候补盐政使蒲捧扬、清末拔贡曾任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的牛士颖、曾任会宁县长牛剑秋、甘肃宣慰使署秘书主任王序宾、通渭知县冷文伟与邹泽，以及孙绳武、张毓秀、姜邵祖、牛练吾、南映堂、孙兆兰等人，其书法绘画作品，各具特色，为人称道。李南晖、牛树梅的墨迹在四川省威远县青城山宝光寺内，均以珍品收藏。清代曹如渊的山水、黄子春的人物、牛兴元的葡萄、令雨田的花草和霍维鼎的竹子，均构思新颖，笔意超脱，其艺术造诣各有独到之处，至今民间有“黄人物”、“牛葡萄”、“令兰草”、“霍竹子”的美称。民国时期有孔守谦、孔履谦的泼墨山水和人物画，笔力之雄劲，有点晴之妙，还有北京大学后毕业回乡执教于通渭一中的安任山、辞去西宁儒学教授回乡办学的孔宗尧、以博古名满当地的卢敏天、通渭县长伏景毅等。1940年代末，更有被誉为黄宾虹左右手的陇上画师张维垣，以及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历任定西、何政等县县长的王肇南、曾任河南密县县长的冯延寿、黄埔军校毕业随军起义的党黉等，都有宝贵的笔墨丹青传世。另外，明清时期，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移民带进了书画作品流播于当地文人雅士之间。
1962年，通渭第一次举办名曰“民间刺绣展览”的美术展览，共展出全县绣能手创作的枕套、针插、缸子套、钱包等200余件。距离1909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次美展相差了半个世纪。1963年的第一次全县书画展览中，展出馆藏古画和今人书画70余幅。刘尚贤从1960年至1962年创作木刻《运肥》、《修造农具》等4幅，先后登载于《工农文艺》、《甘肃日报》、《甘肃青年报》。刘益民从1956年以来共创作剪纸60余幅,先后登载于《工农文艺》，《甘肃农民报》、《甘肃青年报》等报刊。
2.“践踏”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通渭和全国各地一样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1966年“红八月”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立四新” （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中，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美术作品、大量家藏名画、书籍作为“封、资、修”被查抄、焚烧；从上纲上线的批判到祸及人生，艺术教师和艺术工作者们同样作为“封、资、修”清理到“阶级敌人”阵营，强制接受“改造”、“再教育”。经过“文革”极度政治化的表现，刚刚萌芽的通渭书画艺术之花被摧残凋零。
3. 恢复及大众化期
（1）李魏的美术培训班。
李巍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1954年考入东北美术专科学校（今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57年毕业时作为“反右”时期“有问题”的学生分配到甘肃省美术服务社，后任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196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知识分子被“贬”到通渭。李巍看到了通渭人的贫穷，也看到了通渭人对书画的热爱，加之“通渭人对我真的挺好！”触发了在通渭举办美术训练班的个人情感，“帮他们学点糊口的技术。”
李巍从1973年的“通渭县第一期美术教师培训班”开始，到1978年调走，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每年举办2-4期美术学习班。参加培训的学员从教师扩大到学生，再到工人、干部，后来到农民。考虑到乡下农民学习的需要，就到乡下去办班，因陋就简“现场教学”，在农民家里边讲边示范，学员边听边看边画。随时到基层发现和动员爱好美术者前来学画，现在通渭书画界家喻户晓的魏岳嵩、何钰、卢子茂、王铭等都是李巍动员后才来学的。在县上举办美术展览期间，他会专门举办创作培训辅导班。他注重因材施教，在教学素描、色彩、速写等基础上，学员喜欢什么他便教什么。如何钰、魏岗学的是花鸟，王铭、王琛等学的则是山水。他从不拒绝求教者，不论是文化馆的同事、家境贫寒的农民，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只要有人要学，他都会认真地去教。
李巍举办美术培训班的成功，得益于通渭地方领导的缄默支持。文化馆直接无偿提供教室，或者与县一中等单位协商借教室，为举办培训班提供了场所。文化馆还承担了培训班所需的基本费用，如教师教学和学员学习所需要的笔、墨、颜料、纸张，统一购买后发给大家。为提高培训效率，文化馆从各学校和各公社挑选借调了一部分有美术专长的教师或干部协助组织或培训。在较大规模的培训班结业后，文化馆举办学员结业汇报展览。由于农民学员要凭参加劳动挣工分分粮食，参加培训班会影响挣工分。李巍知道后建议“为参加美术培训班的农民学员记工分”，得到了上级领导同意，打消了农民学员的顾虑。后来在大型正规的培训班上，由文化馆发给学员每天8角钱的生活费。
李巍通过举办美术培训班，为通渭培养了一批美术骨干人才，其中年青学员在恢复高考后，考取了美术院校。年龄较大的逐渐成了本地区有影响的书画家，其中的精英人物经过努力后跻身于城市专业艺术领域。1990年代开始，通渭群众广泛参与，画画写字的人增多“是李巍先生进行过美术教育后留下的余波起了作用”，是李巍打开了美术培训班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先河，成为后继者的榜样，“把通渭的书画确实带动起来了”。
（2）张守忠的美术教育活动。
李巍离开通渭之后，通渭县文化馆请张守忠和其他老师沿袭李巍当年的美术培训模式（集中办班，或到乡下巡回辅导），形成了进行群众美术培训工作的传统。
张守忠1936年出生于通渭农民家庭，196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先后在通渭一中、二中任教。他是通渭历史上的第一位专业画家和专业美术教师。当时通渭急缺师资，美术课又被视为“辅课”，因此他较少上美术课，主要讲政治、历史、语文，课余进行绘画创作。其子回忆说：“父亲在家里干两件事，画画和帮母亲种地！”对于张守忠，教书是“正式工作”、绘画是“业余工作”、帮助妻子务农是“家务”。“耕读文化”在他身上演绎为集“教、绘、耕”为一体的人生。生活方式和性格共同决定了张守忠在通渭书画发展中的影响不象李巍那么集中而强烈，而是在其毕生不紧不慢的“教、绘、耕”中，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产生着影响。魏岳嵩上中学时得知张守忠老师经常画画后，便约喜欢美术的同学爬到他的窗户上“偷看”他作画，熟悉张老师后，才去他那里请教。他没有条件专门组织和辅导学生画画，只有当学生请教他时，给予指点，并把自己的习作给学生临摹。让学生观摩自己作画，使学生在学习美术的初始阶段“少走了许多弯路”。
（3）高乃温的书法影响
高乃温的字写的很好，于1969年从兰州大学“下放”到通渭，先后在招待所、新华书店工作，与教育家兼书法家高维天一起被通渭人尊称“二高”。高乃温对于通渭书法界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生活渗透”，日常交往中，他不经意地向书法爱好者们介绍书法知识、学习和提高书法的方法，或借字帖给他们。他为人谦虚，常给人们无偿写字，只要有人要，他就写，从不拒绝。王琛提到高乃温时充满了感激：“李巍与高乃温来往较多，是李巍告诉高乃温：‘王琛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先给自己成家，而是从碱土中提取芒硝买钱供弟弟读完中学，先为弟弟娶媳妇。’高乃温听后很受感动，不仅教我练习书法，3次为我写了70幅作品让我去卖。我装裱后以15—20元卖了，使我的生活‘翻了身’。我找到对象后，他又高兴地给了我200元钱办婚事。那时找一个老婆需600—700元！”对于王琛来说，高乃温那70幅作品的意义，不仅使他的生活“翻了身”，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书法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念和轨迹，促使了他放下锄头和铁锨，专门从事书画创作。
（4）刘俊琪的高、中考美术专业训练
刘俊琪1951年出生于秦安县，上大学前曾用10年时间在敦煌艺术研究院临摹敦煌壁画，1978年西北师大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通渭，先后在通渭二中、马营中学担任专业美术教师，1985年调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2007年在英国独办个人画展，2008年底到澳大利亚举办个人画展。 
刘俊琪在通渭报到之时，正是李巍调走之际，正值刚刚恢复高考，加上张守忠兼任语文等课程的教学，原跟随李巍、张守忠学画的年青学子都转投刘俊琪门下。刘俊琪本想在毕业后回到敦煌艺术研究院去，看到通渭虽然十分贫穷，但自愿学画的人非常多，而且非常刻苦和发奋，感动之余，便利用业余时间、周日和寒暑假进行不收任何费用、不带任何功利的美术专业辅导。学者自愿来，学的一心一意；教者自愿教，教的专心致志。他的宿舍（兼办公室）不论白天黑夜，学画的学生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如果说李巍、张守忠在这之前的辅导具有普及性和大众化，那么刘俊琪的训练就具有专业性和单一化——高、中考美术专业训练。在专业考试辅导训练上，真正下功夫最重的就数他了。在他的专业训练之下，1979年临洮师范美术班首次招生13人中，通渭学生多达6人，在定西全区引起了轰动；1980年临洮师范美术班第二次招生，扩招到25人，通渭学生达12人，其中10人为他辅导训练的学生。由于他教学业绩显著，周边地区的甘谷、秦安、定西等地的美术考生也慕名到通渭来参加他的美术训练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通渭考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大多在他门下学过画。
虽然李巍等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压力，普通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在通渭书画的复苏和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4.成长期
李巍、高乃翁、刘俊琪、王天一以及本张维垣、党黉、冯益三、张守忠等县内外书画名家，以高超的书画艺术熏陶和带动了通渭书画，培养感染了一批书画人才。如已是陇上名流的曹瀚（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副教授）、魏岳嵩、何钰（定西群艺馆馆长）、王铭、张兴国（兰州画院副院长）、安庆吉（定西师专艺术美术专业副教授）等，书法上受老一辈书家的影响特别大；此期活跃在通渭书坛着以魏岳嵩、刘铎为首，还有冉万昌、李济畅、党锡樊等；活跃在版画和玻璃画、年画上者，有刘尚贤。还有一支由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当过美工的张殿元带领的民间艺人，成立了城关美术社，成批画玻璃画、装饰画，主要有王殿明、梁俊川、姜效忠等，以及宫灯能手安维吉、纸火巧匠许克俭、书画装裱师王道岐等，皆以心灵手巧、充满智慧的作品，在满足了通渭城乡人民的需求后，逐步辐射发展到周边地区。还有一支以王道岐、安民权、全聚经、杨统一等为领军人物的收藏书画队伍，在“文革”前期就生意方式，偷偷到兰州批量收购于右任、何绍基、王了望、左宗堂等名人字画。这些高质量的民间藏品是带动通渭书画艺术事业的繁荣的又一重要契机。
5.茁壮期
毕业于美术院校后又回到通渭者，大多在学校或文化单位工作，他们又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培养年青学子考取美术院校。如1980年代初走出通渭的安庆吉、曹翰、呼喜江等人，他们先后又利用业余时间回到通渭家乡举办美术学习班，随后他们的学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一直走走下去，通渭书画人才队伍就这样滚雪球般的迅速壮大起来。艺术升学上线率为定西全市强县。
改革开放政策给通渭书画艺苑带来了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文艺政策指引下和全国书法热的推动下，素来酷爱书画艺术的通渭人，如鱼得水，似鸟飞天。老中青少展贴练字、城乡群众学书挂画、装裱工艺蓬勃兴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振兴书画艺术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和现实可能，也为从事书画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群众说：“有吃有穿，清吉平安；字画满堂，如意吉祥”。一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通渭书画队伍，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崛起。通渭书画人才和民间艺人成批走出家乡，活跃到了省内。在这一时期活跃在美术界的老一辈有张守忠、魏岗；中年有魏岳嵩、何钰、王铭、王琛、刘振亚、呼喜江；青年有张兴国、安庆吉、曹瀚、芦子茂、姜效忠、张东明、王盛祥、刘学信、陈晓梅、张雁、祁国荣、张亚晓、范宏亚等。在书法上活跃的老一辈人有党黉、高维天、党锡樊、刘铎、魏岳嵩、冉万昌、田应龙、李济畅、王西光、张尚质、何钰、张叔铭、陈晋等；中青年有王炳文、牛忠、何胜江、何飞鹏、王志斌、呼喜洋、司俊杰、殷望成、寇镇元、张东明、雷鸣、杨天盛、田军等。还有一支崭露头角的青年书画队伍，在绘画方面有郭毅君、刘渊、刘键等，在书法上有张克锋、朱鹏飞等。他们有的是国家美协、书协会员，有的是省美协、书协会员，在各类画展、书展中屡屡参展获奖。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庞大的通渭书画队伍。
1979年，通渭举办本县历史上的第二次书画展，展出今人书画佳作52幅。1982年，举办全县书画、摄影展览，展出作品100余幅。1983年，通渭举办兄弟县馆藏书画展览，展出作品300幅。同年又举办建国35周年建设成就摄影展览，展出作品80余幅。1985年6月，分别举办全县中小学生书画展览，展出作品150余幅；张维垣书画遗作展，展出作品120幅。1987年，有20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的通渭籍学生和社会有影响的书画青年联合成立了“八七画会”，并成功举办了“八七画展”。
这期间，作品达数千篇（帧）。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和出版发行的通渭籍业余作者的作品700多篇（件）。
6.“冠名”创建期
（1）确立奋斗目标
各级领导的重视倡导和有识之士的热情扶持直接推动了通渭书画艺术发展。1982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把群众活动当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不懈地加以倡导。时任县委书记一到职，审时度势，敏锐地提出把通渭建设成“书画之乡”的奋斗目标，亲任县书画协会顾问；县长带头提笔练字； 县上四大班子正副领导身体力行，钻研书画艺术，直接担任了县书画协会会长或名誉会长、理事。县委县政府不仅是支持，而且是直接介入，恢复和兴办书画及其它美术活动，力图通过各种展览将本县书画艺术的成就推向全省、全国。
其一，举办书画展览（1993年以前通渭县举办的主要书画展见下表。其中部分展览前已提及）。
时间 地点 展览名称 展出作品数量
1962年 通渭 民间刺绣展览 200余件
1963年 通渭 第一次通渭书画展 70余幅
1979年 通渭 第二次通渭书画展 52幅
1982年 通渭 全县书画、摄影展览 100余幅
1983年 通渭 兄弟县馆藏书画展览 300幅
1983年 通渭 建国35周年建设成就摄影展览 80余幅
1985年6月 通渭 全县中小学生书画展览 150余幅
1985年6月 通渭 张维垣书画遗作展 120幅
1986年春 兰州 通渭书画展 70余幅
1987年 通渭 首届通渭青年书画展(八七画展) 约100幅
1992年12月 北京 通渭县农民书画展 101幅
其二，成立书画协会。随着一批青少年书画新秀，脱颖而出，在1979年国家成立中国书协筹委会的3年后，时任县委书记张子芳倡议，于1982年4月成立通渭县书画协会（注：当时的实际名称叫“通渭县书画学会”，目的宗旨是进行书画学习研讨，直到第三届理事会上才更名为通渭县书画协会），推选县人大副主任雷炳焕担任首届书画协会主席，有会员52人。。
其三，社会贤达支持。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机关以及中国画研究会等书画艺术团体、省内外书画名人，都适时地对通渭书画艺术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给通渭书画艺术的发展繁荣以强大的推动力。1980年代中旬，甘肃省群艺馆专业画师、全国著名版画家张趋发现通渭是一块艺术热土后，多次下乡到通渭，利用他在省内外的艺术知名度和人际关系，把通渭剪纸通过办展介绍到全国，接着全力推动，配合通渭县委策划，于1986年春成功地在兰州五泉山“甘肃美术家画廊”举办通渭书画展，成了甘肃历史上第一个在省城单独举办的县级书画大展，甘肃各大报纸和电台都进行了报道宣传，使得通渭书画一度誉满金城，轰动全省。
（2）进京办展
(i) 办展目的——书画搭桥，经济唱戏。
如前所述，由于通渭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对实际情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在1990年代，通渭经济依然困难重重，引起了全县上下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不发展经济，只有死路一条”的共识。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无论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吸引外资开发建设，诚然要有可靠的项目，优惠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就是需要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充分发挥书画这一地方优势，为本地经济建设助一臂之力，大有文章可做。
书画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呈现，而是一种媒介、一种手段，通过书画活动，可取得各界名人的理解和支持。一是通过书画交流，可提高通渭的知名度。若书画走出去，不论办展、参赛于重要场合，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交流到单位、团体及个人，加上对县情的介绍，无疑对通渭是个宣传，使人们了解这块地方的特色、优点，了解这里人的聪明才智和精神风貌，并赢得信任、好感，从而敢于和乐于与通渭人打交道。这样有助于吸引投资开发，洽谈生意，开展经贸活动。二是通过书画活动，可拓宽通渭与外地的交往渠道。通渭书画交流如果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向外辐射的新格局。不仅走出县外、省外，力争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为经贸活动起到媒介作用，还可与旅游业相联系，进行展览和销售。同时，书画作者也能在个人的作品交流和人际交往中广交朋友，捕捉信息，洽谈项目以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在经济交往中，把书画当作馈赠礼品联谊访友。通过这诸多渠道的交流和交往，通渭人不仅会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还能够比较及时的得到市场行情与经济信息。三是通渭书画水平已经达到一定层次，通过书画活动得到名家点评，水平和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逐步走上以文养文的路子，反作用于群众性书画热的蓬勃发展。
(ii)办展实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 
自1986年在兰州办展引起轰动后，县委县政府就开始酝酿在书画艺术上大做文章。经过6年的发展和准备，县书画协会会员发展到136人，成为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的第一个团体会员。全县先后有500多件书画作品在国际、国家级、省级和地区以上各类大赛中参展、入选、获奖。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新人书法展览”、“第四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览”、“第五届全国青年书法展览”等有权威性的高层次展览展赛中均有通渭作者的作品入选，还有许多作品在《书法》、《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发表，向外交流书画作品2000多件，近至毗邻地县，远达北京、台湾和日本，“书画之乡”、“文化之县”的美誉远播四方。1992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定进京办展，由分管文化教育的副书记陆平和县委宣传部筹办。县文化馆腾出房子3间，从全县征集书画作品，对初选作品，由专人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创作辅导，实施修改。1992年12月25日，为期7天的“通渭县农民书画展”（由著名书画家张汀题写展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经中国美术馆艺委员会筛选的68位作者的101幅作品（其中书法58幅，国画43幅）。展出作品风格迥异，各具千秋。展览格调较高，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长（原国防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耿飚参加开幕式并剪彩，还题词：“农村新貌，书画奇境”。胡锦涛专门打电话祝贺，宋平参观了展览， 画家陆俨少作了高度评价。展览获得极大成功，《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光明日报》、《艺术报》等16家新闻单位报道了通渭书画的情况和展出盛况。
（3）“书画之乡”的冠名
1992年，通渭书画进京展获得巨大成功，经《人民日报》等16家新闻单位报道后，赢得了不少专家和新闻单位以及首都群众的好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在观看展览时就说：“水平不错。你们要尽快按程序申报全国书画之乡。”为申报书画之乡打下了理论基础。在各级领导的大力关怀和支持下，通渭县委县政府顺应民意，不负众望，积极申报。经逐级审批上报，于1993年被文化部命名通渭县为全国首批6个“书画艺术之乡”之一。是甘肃省唯一获此殊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