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干部河南频道（即中国河南干部网）郑州电讯：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非常多的文化遗产历经千年传承而不失，靠得是文化匠人的坚守。做文化要耐得住寂寞，相伴一生是手中的刀、手中的笔、手中针线，他们除了给人类带来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外，也传递了一种心火相传的匠心精神，鬼斧神工、巧夺天工、游刃有余、天衣无缝，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最直白的表达。
曾记否? 2015年春天，文化部中国乡协艺术发现中心张玉树主任与中国领导干部书画研究院常务院长赵景伟老师得意门生吴楚女士多次相逢时，都谈到筹备成立【中国领导干部吴楚文化书画院、中国乡协吴楚文化研究院】的相关事宜。每每都感慨频多。因为在中原腹地豫东南大别山红色革命老苏区是张主任的故乡，哪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有着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美誉！真正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特别是它的地理位置正恰好坐落在吴（国）头楚（国）尾，所以当地县志有“吴头楚尾”之传记，成为家乡的对外宣传的代名词及城市名片。为此，文化策展师张玉树主任有感而发，就想依托博大精深的吴楚文化与青年才俊吴楚老师的姓名和她的书画才艺有机结合，这样更便于宣传推介吴楚老师书画精品力作。如此策划产生靓丽闪光点必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创双赢圆满结局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就是一拍即合，携手打造【中国领导干部吴楚文化书画院、中国乡协吴楚文化研究院信阳创作基地】的缘由暨前世今生。
当今时代，文化大发展，艺术大繁荣，有这样一群事业型的人，一起干一件一生都干不完的事情。随着事业持续的深入，用心在经营着。事业型的人士必须有“盈利模式、合作平台、团队人脉”等经验积累，才能传承创业思维和成功价值。因此我们衷心祝愿事业型、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们精诚团结，事业上更胜一筹！在当今社会，求和谐、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干不过一个趋势。团队+系统+趋势=功成名就。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会走得更远！你能整合别人，说明你有能力；你被别人整合，说明你有价值。在这个年代，你既整合不了别人，也没人整合你，那说明你离成功还有很远很远。
中国领导科学艺术学会旗下的【中国领导干部网】已先后在全国十三个省市区成功运营有分网（即省市频道）。文化部中国乡协艺术发展中心隶属管理【中国领导干部书画研究院暨中国书画艺术家联合会】等艺术机构，也在全国各地成功合作组建了100多家书画分院暨写生创作基地。其中总负责人张玉树主任又分门别类、即将量身打造50多家传统文化领域的艺术分支机构。其中“丝绸之路文化”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现逐步完善的文化类别范畴是；“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禅学文化、少林文化、易经文化、中医文化、孔孟文化、老子文化、儒家文化、东盟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辽河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江浙文化、河洛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华商文化、西域文化、西夏文化、伏羲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生态文化、海洋文化、公益文化、慈善文化、廉政文化、传统文化、炎黄文化、华夏文化、民族文化、张姓文化、汉刘文化、岳飞文化、根亲文化、军旅文化、红木文化、饮食文化、科普文化、服饰文化、珠宝文化、禅茶文化、企业文化、国酒文化、新丝路文化、大运河文化、红山龙文化、德化陶瓷文化、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联盟、神六养生文化创意园、家居文化暨形体艺术发展中心、传统文艺人才资源数据库等”。
附录一：【实力派画家吴楚女士艺术人生及作品赏析】
吴楚院长，号清荷堂主。她是中原画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最有升值潜力的书画新秀。现长期定居首都北京。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酷爱文学艺术专业，对中华传统文化暨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厚积薄发频有灵感。特别是2015年考入国家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书画家高研班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取高级艺术人才资格证书，获颁“国家一级美术师”高级职称这一不俗的业绩。现为“文化部高级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笔画协会会员，中直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领导干部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画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文化部艺术人才资源数据库战略合作书画家，中原画派(中原书风）联盟艺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如今正在和文化部中国乡协艺术发展中心携手合作筹备成立“中国乡协吴楚文化书画研究院”等相关事项。
吴楚女士擅长各种工笔动物画、花鸟画，主工老虎、荷花、鸳鸯等等。其作品《秋水长天》荣获第二届“黄河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其中工笔动物画造型精准，形神兼备，生动感人。她重视文学修养，更要求艺术人品的崇高，所以其画面充盈着人性与气韵。正如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所云，“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故因其人品、画品俱佳，其作品深受收藏爱好者追捧。自她从2005年拜师中国当代画坛五大领军人物殊荣获得者赵景伟先生门下以来，一直排列为首席弟子。于2009年正式毕业于中央美院中国画研究院赵景伟工作室至今，成绩斐然，令人称赞有佳。
附录二： 吴楚文化内容摘要：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等方面入手,阐明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特别是吴文化和楚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绵延800余年，与周朝相始终。
现在,我们一般把楚人先祖熊绎被西周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作为楚建国封号的开始。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从周成王时期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楚国约有80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楚国作为江淮流域的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在8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楚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一个蕞尔小邦,经过不断扩张,逐步拓展到横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泱泱大国,在楚国鼎盛时期,曾经领有东至东南沿海,西至川东,北至河南、山东,南至两广的广袤版图,厕身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是“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天下之强国”。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盛,楚人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屈原的《离骚》、《白雪》、《下里》、《巴人》,都是当时楚国的歌曲。全国重要的民间节日端午节,也是从楚地兴起并传开的。
鼎盛时期楚文化的门类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天文、历象、算数、冶金、织帛、髹漆、筑陂、筑城、筑室、道术、辞章、艺事等等。楚庄王、孙叔敖、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冶铸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中国文明史上杰出的贡献。可以说,正是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念,“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包容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能力,才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楚人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本国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即“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表现出积极开放融合的思想和态度。楚人兼采夷夏之长,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这其中,地处长江流域的吴文化和楚文化这两支先进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把王位让贤于三弟季历,两人一起从陕西的岐山出奔到长江下游的荆蛮,两人抛却故国一切传统礼俗制度,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得到土著居民的敬仰拥戴,成立了“句吴”,即江南第一个国家雏形。
太伯将北方的农耕文化、青铜文化传播到这里,促进了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即古代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吴文化。以后五六百年,吴国凭借太湖流域富庶的经济条件、良好的人文环境,逐渐发展、扩散了源远流长的吴文化。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吴地,一般说来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
周定王6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出兵伐灭有谋叛之心的舒蓼,在滑讷(今安徽巢县、无为县一带)与吴、越订立同盟,划定边界。这是历史上吴与楚的最早交往记录。
周简王2年(公元前584年),羽翼日渐丰满的吴国与中原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举行会议,这是中原诸侯第一次与吴国往来聚会的记录,此后吴国就有了向北发展的意图。
周敬王2年(公元前518年),吴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市石梁镇)与楚国边邑钟离即所谓“吴头楚尾之地”的一群儿童为了争夺当时重要的生产资源桑叶,引起一场纠纷,最终导致吴、楚两国发起战争,史称“卑梁之衅”。
阖闾9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向楚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军直捣国郢都,楚昭王仓惶出逃。
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国失国。公元前355年,楚继而灭越。长江下游地区统归楚国版图。。。。。。
不仅在史书上有大量相关的记载,同时,近年来在吴、楚两地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也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吴、楚文化交流的情况:首先,战国中晚期以后楚文化，对长江下游吴地影响越来越明显,吴国故地墓葬大量出土了楚国的青铜礼器，如鼎以及其他楚器；在遗址和城址里也出现了楚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在吴地的扩张和发展。
在墓葬方面,江苏六合程桥1、2、3号墓、和仁东周墓、镇江谏壁粮山1、2号墓以及苏州虎丘、吴县何山东周墓等,都出土有楚式鼎等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在无锡前州,曾出土战国晚期楚“鹅陵君王子申”诸器。在上海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印纹陶逐渐消失,出现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鼎、豆、壶等陶器和楚国货币泥质郢爰。楚国的货币有铜币“蚁鼻钱”、金币饼金和金版“郢爰”,这些风格独具的楚币在江苏各地都有出土:盱眙曾出土10块金饼和11块金版,其中最大的一块金版重610克,有54个“郢爰”方形印记,是全国发现的金版中体量最大者;吴地一些墓葬葬俗也可以看见楚国习俗的痕迹。吴国自西周以来就流行平地掩埋、堆土成冢的土墩墓,这种葬式的显著特点是不挖墓穴。但自春秋中晚期开始,吴人亦开始学习楚国和中原营建墓室、设置棺椁的竖穴土坑墓埋葬制度,如1978年3月,在江苏清江南郊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木椁墓,木椁内分隔成四厢,已完全是楚墓的风格;1980年10月,在江苏武进孟河乡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鼎、、壶、盘组合,木椁四周填以青膏泥,已经完全是一座楚文化墓葬,时代在战国晚期;江苏清江高庄墓有木椁且分四室,也是楚墓的形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指出,文化的交流往往都是双向的,吴国吸收了楚国和中原地区掘坑做墓的作法,而吴国堆建墓冢的习俗也对楚国以及中原地区“不树不封”的埋葬习俗以巨大的影响。因此,春秋以后,坟丘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葬式。在城址方面,苏州吴大城、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扬州广陵城等,归楚后都进行营建,出土有丰富的楚文化遗物。在遗址方面,镇江丹徒三山下湖遗址有丰富的楚文化层堆积,出土有楚文化特点的铜器和陶器,同时与吴文化遗物共存,反映出吴、楚文化融合的特点。
其次,与长江下游吴地考古学文化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楚化”相对应,同一时期在楚国故地则发现了大量的吴国文化遗物,尤其是兵器,重要的发现有:
1、“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湖北襄阳;
2、“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河南辉;
3、“吴王光剑”1978年出土于安徽南陵;
4、“吴王夫差戟”1980年出土于安徽霍山;
5、“吴王夫差矛”1983的出土于湖北江陵;
6、“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在湖北荆州。。。。。。。。。
吴国王者兵器在楚国腹地大量出土,可能是楚吴交战中楚人所缴获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吴国攻陷楚国都城后吴人遗留之物。通过对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的检讨,可以说,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我们还可以从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里看出二者交流、融合的盛况:
第一, 楚文化的一个优秀成果就是纺织刺绣技术,1982年在湖北江陵的一座小型楚墓里出土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丝绸绣品,震惊了世界,被称为“地下丝绸宝库”。其实,植桑缫丝、丝织刺绣也是吴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地就开始栽桑养蚕和缫丝织帛。1958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纺织物残片,它们包括一批麻织品和一些其它织品。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被盛放在一个竹筐之中,绢片呈黄褐色,已经完全炭化。丝线、丝带接近炭化程度但仍有一定的韧性。细丝带宽约0.5厘米,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残绢片经纬密度是每平方厘米48根,是缫而后织的,纤度偏细,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这些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纤维原料经科学鉴定为家蚕丝,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丝织物。
钱山漾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平均值为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左右。而出自钱山漾遗址的丝、麻织品实物标本,不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更是我国服饰史、纺织史上的空前发现。实际上,除了浙江钱山漾遗址,在长江流域下游广袤的区域内,关于植桑、养蚕的考古发现还有不少:
1960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中部文化层里,确认该文化层孢子花粉组合中桑树花粉的比例非常高,反映了当时该遗址四周曾经生长有大片的桑树林。1973年,在距今65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出土了1只牙雕小盅,牙雕小盅上面刻有清晰的蚕纹,蚕身上的环节数目,也与家蚕完全相同,这也可视为长江流域居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开始。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过一件带柄灰陶壶,陶壶腹下部清晰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5条蚕纹,每条蚕头向一致。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该地的居民也在从事饲养家蚕。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不仅是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还是织造最精细、是足以与现代纺织品并肩媲美的纺织品。吴地是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持论科学、谨严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楚国发达的丝织技术的源头应在 吴地。
第二,楚人尚武爱国,墓里出土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实用兵器。但是，从楚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主要是用于车战的戈、矛、戟,其特点长大而锋利。短兵器如铜剑就出土很少,如河南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的剑只有两件。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楚国军队的用剑数量,远远落后于吴越。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步兵和骑兵逐渐取代车兵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号称“带甲百万”,青铜短剑势必成为将士必备的兵器。于是,大量精美锐利的青铜剑随之在楚国问世,成为楚国兵器工业的重要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楚国向吴越学习先进的铸剑工艺是分不开的。
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剑,以吴越铸造的最为优秀。吴国的青铜兵器铸造技艺精良,质量上乘,特别是青铜剑更是天下闻名。首先,吴地有悠久的青铜剑冶铸历史,吴国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新序·杂事篇》云:“夫剑产干越”。高诱注曰:“干,吴也。”在吴国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剑年代可达西周早期。其次,吴国统治者历来都十分重视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吴王阖闾为“治兵库”,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力发展铜铁冶铸业,当时在吴都兴建了规模很大的铜铁冶炼场,阖闾延请冶铸名匠干将和欧冶子督造铜铁剑。同时,统治者对于冶铸出优质兵器的工匠予以重赏,如下令国中:“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最后,吴国得地利之厚,拥有丰富的铜锡铁矿产资源,史载“吴粤之剑,迁乎其他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为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当时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在吴都进行冶炼,干将之妻莫耶“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囊装炭,金铁乃濡”,铸成两把宝剑分别以“干将”、“莫邪”命名。从此“干将”和“莫邪”成为天下良剑的代称。
文献中有关吴越宝剑的记载甚多,如《战国策》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则碎为百。”《庄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剑春,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广为流传的典故“季札赠剑”更说明了吴国宝剑风靡一时,为世人仰慕。从出土的吴国青铜剑来看,如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等,埋藏地下两千多年通体无锈斑,光彩照人,锋利如新,发于硎者,吹毛可断。看来,吴国青铜剑的确名不虚传。
对于新奇的事物,楚人趋之惟恐不及,名噪一时的吴戈越剑自然是楚人仿制的对象。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欧冶子铸了五柄宝剑,其中的“湛卢之剑”为吴王阖闾所得。湛卢之剑得有灵性,认为阖闾不配拥有自己,便腾空而去,一路飞驰到楚国郢都,落在楚昭王的床上。楚昭王大吃一惊,忙问风胡子是怎么回事。风胡子说:湛卢之剑有“去无道以就有道”的品性,“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现在阖闾失去人心,而大王深得拥护,所以它飞来了。
这个传说虽然不可尽信,却也一个侧面反映了楚王对吴国宝剑的渴求与热望。
后来,楚王派遣风胡子来到吴国,拜见铸剑名士匠冶子、干将,请求他们楚国造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毕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大悦”。“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楚王于里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这个传说也说明,吴剑在楚国对外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楚国学习、吸收了吴国铸剑技术以后,广为铸剑即楚式剑。战国时期的楚墓,凡墓主为成年男子,无论贵 族、平民,几乎都有青铜剑随葬,成为一时的风尚。楚式剑与越式剑形同孪生兄弟,就应是吴越铸剑技术在楚地结下的硕果。对此,有学者曾指出:“春秋末,越灭吴。战国中,楚灭越。从此,吴越的铸剑绝技为楚人所用,楚国的青铜剑就甲于天下了。”其说极是。
已出土的先秦青铜剑,大半为楚剑。江陵雨台山有24座小墓,各随葬青铜剑一把,而无其它任何随葬品。曾遭盗掘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青铜剑32件,创单墓出土青铜剑的最高记录。可见,战国时期的楚国,青铜剑的普及率很高的,有人据楚式剑的式样高度统一来推测,当时楚国应有专门的铸剑作坊。
楚国的青铜剑出土数量既多,铸造亦精,所谓“插心剑”即为其代表之一。它分两次铸造,第一次浇铸剑脊,第二次浇铸剑刃。剑脊含锡量较小,取其坚韧;剑刃含锡量较大,取其锋利。这种复合铸造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是楚、吴、越三国铸造匠师智慧的高度结晶。
第三,楚国地处长江中游,吴国位于长江下游,两地都是水乡泽国,河湖纵横,因此两地人民都善于用舟。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有木船桨,表明吴越地区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制造木舟了。此后,在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和江苏圩墩等遗址中均有木制船桨出土,由此可见,吴越民族造舟涉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身在水乡泽国,吴国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因地制宜,创建了一支船军即水军部队。这支强大水军,编组而成,其主力战舰长达十丈,每舰可搭乘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 吴国船军水师的规模、建制、编组都仿照陆军。“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这些船只的规模都相当大,如一艘大翼一般，宽广一丈六尺,长十二丈,可装载90多人。
吴国的船军是当时列国里最强大的水师,在破楚伐齐的各大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吴国船军水师不但行驶于内河江湖,而且还出海远航,如吴王夫差曾派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吴国水师可以说是中国海军的鼻祖。
楚国的腹心地区一直在江汉平原以及江淮之间,水网密布,楚人也擅于操舟驾船。后楚国也组建了一支水师,用来与濮人、吴人作战。但是楚国的造船技术比不上吴越先进发达,所以,水师的战斗力远不及吴国水师。在一次吴楚战争中,楚师掳获了吴王的乘舟，余皇极为重视,派重兵看守,不料因疏于防范而被吴人抢夺回了。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吴国的造船技术当在楚国之上。《楚辞·涉江》中有“乘舯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的文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吴国舟船技术、水军设置给楚国以极大的启示。
第四,苏州城建筑格局的形成以及苏州城城市文化内涵是吴文化一个特出之处,这其中也有楚文化的贡献。苏州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国历史第一古城”。城周长近四十里,与当时首都洛阳相仿。城内宫室、花园、寺庙、茶室、酒楼、河道、桥梁之多之美之巧,无他城可比。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至今仍保持“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苏州古城的西南角有座胥门,胥门之外有条河称之为胥江,胥江至太湖的入口处名为胥口。胥门、胥江、胥口得名与楚人伍子胥紧紧联系在一起。
伍子胥(?一前484年),名员,字子胥。他原本是楚国人,因父亲伍奢及兄伍尚遭谗被楚平王杀害,为免遭株连,伍子胥跑到吴国避祸。因为才华出众,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并成为吴国的一代良相。伍子胥先后辅助吴王阖闾、夫差治理国事30多年,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尤其是孙武死后,吴国的军队主要由伍子胥指挥,在攻楚伐越中打了不少胜仗。因此,伍子胥又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指挥家。
伍子胥向阖闾建议,“先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阖闾接纳了这个建议,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伍子胥率领人员,不辞辛劳,“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原有吴子城的基础上,扩建阖闾大城,亦即现在的苏州城。阖闾城周47里210步2尺,并建陆门8个,水门8个。西有阊门、胥门,南有盘门、蛇门,东有匠门、娄门,北有齐门、平门。
夫差治国时期,听信奸臣的谗言而逐渐疏远伍子胥。夫差12年(公元前484年),伍子胥知祸不可免,便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齐国,夫差便以此借口,赐剑伍子胥,命其自刎。临终前,伍子胥对夫差派来的人说:“我死后将我的头挂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军入城。”说罢自刎而亡。
伍子胥死后,苏州百姓非常悲痛,为了纪念伍子胥,命名了胥山、胥江,又为他立祠致祭。盘门内有伍员庙,相城区有伍子胥墓,还把一条小巷改名为伍子胥弄。 由此可见,胥门、胥江等地名的由来与伍子胥有着密切关系。而由伍子胥督造的水陆双棋盘格局的姑苏城,乃“中国历史第一古城”,2500多年来,原貌仍存,这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也难觅其偶!
近年来,苏州政府投入巨资将胥门修旧如初风采依然。沿胥江河两岸又建成了绿树成荫、群芳吐艳的风光带。最近,又投入巨资建造伍子胥纪念园,“伍胥长城”大型浮雕、伍子胥雕像等,重现一代名臣的丰采神韵。“古贤至德尊三让,吴苑雄涛溯伍子胥”,启功先生的诗句高度称誉了一代名臣伍子胥的历史功绩。 最后,楚文化对吴文化的浸润,还可以从南京和上海这两座著名都市的别名来源而得到印证。
南京又名金陵,源于楚威王灭越尽取吴国故地以后,“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又据唐人李吉甫《无和郡县图志》记载,金陵之所以又名金陵,与楚文化的扩散不无关系。
上海如今简称沪,又别称申;上海市境内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春申江,简称申江,凡此数称,都因楚国令尹黄歇号春申君而得名。
黄歇,楚国郢地人(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人,战国时楚国令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黄歇门下有食客3000多人,与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并称为“战国四君子”。
黄歇生活的年代正值楚国危亡之秋,楚怀王被诱骗至秦国囚禁而亡,都城郢和许多城池被攻占,其子顷襄王只好向东迁都至陈。为让秦国息兵,便请出黄歇去秦作说客。黄歇向秦王陈说了天下形势,秦答应与楚国结盟,但要楚国的太子做人质。于是,黄歇又陪楚太子在秦国作了8年人质。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死后,黄歇设计使楚太子逃回楚国继位,是为楚考烈王,黄歇随即被任命为宰相,并封为春申君,赏赐淮北十二县为食邑之地。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又改封黄歇于“吴墟”,即为苏州、上海一带。
“吴墟”的原址是原本十分兴盛繁荣的吴故都，在越、楚灭吴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成为“废墟”,故名“吴墟”。黄歇封吴后,重新修建了城郭,建筑了宫室、仓库等,开辟了“吴市”。新修后的宫室相当豪华壮丽,西汉时司马迁游览后,不禁赞叹道:“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黄歇还是大力治理太湖水系的第一人。当时的吴墟在靠近入海口处是一片泽国,黄歇率领众人疏通了吴淞江,开浚了黄浦江,使这块冲积平原逐渐成为鱼米之乡。据说,在治理黄浦江时,黄歇就住在现在的春申村,所以,这条江最初被称之为黄歇浦,后来才被称之为黄浦江,这个地方也因黄歇的封号而简称为“申”,这也是申江和申城的由来。
春申君和他的儿子“治吴凡十四年”,融合了吴、越文化,发展了江东经济,使之成为“东楚”富足之地。
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考古工作者在上海嘉定外岗和青浦重固镇,都发现了楚国墓葬和楚文物。苏州真山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D1M1的出土一枚“上相邦玺”铜印,据推测其为春申君墓。
楚地东扩,使楚文化与吴文化融为一体,后来新兴的吴楚文化便日渐发达,成为中国文化之翘楚。吴墟作为吴楚文化融汇的纽带,春申可谓功不可没,也就是那时起,长江三角洲一带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
长江文化是一种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来看,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它们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
长江文化还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弘气度,它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地更新和增宏自己,同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给异质文化以影响。楚人以“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博大胸怀,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包容了一切有生机的文化。吴越文化也不例外,齐人孙子入吴传授兵法,吴公子季札赴鲁观礼和楚人文种、范蠡入越治军、辅政、筑城,显示出吴越文化的开放襟怀。
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华文化重心南移和中华现代的进程中,几乎总是以吴地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起舞,从而演绎出一曲曲波澜起伏、雄奇壮观的历史话剧。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的十年的时间里，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谋划与筹备，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两年为一阶段消灭每一个国家。为此，秦国令全国男子书年进行了总动员，随即秦国的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史记中所载：“秦尚黑，秦崇水德。”不难想象，如黑云蔽日一般的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天下，北方四国首当其冲。前230年秦将内史腾攻韩，韩王安被俘、前228年大将王翦率秦军经数日激战消灭了赵军主力，攻破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突围逃往代郡。前226年秦军大举伐燕，燕王喜与代王嘉(赵公子嘉)联合抗秦，燕代联军迎战秦军于易水之滨，燕军大败溃不成军。秦军乘势突入燕境直取蓟城，燕王喜仓促弃城率残部远遁辽东。前225年，被秦军四面合围，只剩下一座孤城的魏王豹，妄图坚守大梁，垂死挣扎。秦军决黄河之水灌城，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至此，秦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国家不同，楚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南方大国。楚国地大物博，极盛时期，统治着淮河以南，东过三峡西至吴越的广袤领土。楚人自西周以来就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与独立精神。虽然一百年来，在秦军的凌厉的军事打击之下，没落的楚国丢城失地，屡次迁都避祸，楚国的发源地荆楚地区几十座城邑大部没入秦国，楚怀王也入秦被囚，客死他乡，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皆以为耻。以至于屈子发《离骚》之感，叹《国殇》之悲，投汨罗江而死。应该说，在秦国十年统一战争中，秦军在楚国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李信率二十万秦军伐楚，初战不利。前224年秦国发倾国之兵六十万，由大将王翦率领以优势兵力造成压顶之势，对楚国的心脏西楚地区发动致命一击。楚国集中了全国的兵力迎战秦军，两军决战于淮阳一线，楚军大败，楚王也被俘。楚国大将项燕立即在都城寿春迎立昌平君为王，继续抗秦。秦军进击淮南，兵围寿春，并发动总攻。项燕率楚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经数日激战寿春城破，昌平君身死，项燕在绝望中自杀。秦军分道渡江进军江南，楚国灭亡。 此时一直对五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安享太平的齐国也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开始慌了神。前221年迫于严峻的形势，齐国同秦国断交，并开始陆续征调军队防守西部边境和内长城。秦王政命刚刚远征完辽东在燕地休整待命的王贲，率大军从燕国南下越齐国河内地区，以出齐军防线之后，出其不意直插临淄。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倍道而行，齐国连调兵抵抗的时间都来不及，同年秦军进入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降秦，纳土归朝。前221年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战乱以久的天下重新一统，这来之不易的大一统让人们苦苦等待了四百年之久。六王毕，四海一，天下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许多老百姓自发的买酒买肉庆贺，以至于出现了“天下大脯”的盛况。
前212年秦王朝建立十周年时，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秦始皇踌躇满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前210年，为弹压日益不安且出现骚乱倾向的楚国故地，秦始皇开始了被称为死亡之旅的最后一次出巡，途中染病，行在驻陛赵地沙丘，同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季秦始皇病逝于沙丘行宫。沙丘宫这座昔日赵国国王的行宫，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赵武灵王与秦始皇这两位战国时代最伟大帝王的生命终结。此时，在沙丘宫这座阴森而带有晦气的行宫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正在策划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密不发丧，矫旨诛杀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取直径直奔咸阳立公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难逃的劫数。在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
对秦军浩大的声势与严整的阵容，燕齐援军不敢触秦兵锋，皆从壁上观。十二月，楚霸王项羽率楚国援军赶到巨鹿，这位“力霸山兮气盖世”犹如古希腊阿硫疏斯一般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楚子弟兵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士，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强调集体协同作战的秦军从没有见过这样不顾生死的军队，心理上以被震慑住了，在三天的时间里，楚军九战九捷，秦大将王离、副将苏角被杀，另一员副将涉闲在惶恐中自戗，被称为虎狼之师令关东人士闻之丧胆的秦军重兵集团遭受了百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楚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在巨鹿前线的数十万秦军全线动摇了。这之后，项羽被公推为联军统帅，统一指挥各路诸侯大军四十余万对秦军发动了总攻。从棘原到洹水，秦军连战连败，士兵减员了三分之一，仓狂撤退中损失了大量的辎重粮草。自去年九月邯郸战役至今，秦军已经连续作战了近一年的时间，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已经无力抵抗诸侯联军优势兵力的持续进攻了，只得边战边退，六月坏消息传来了，秦军南下的退路被联军彻底切断了。
前207年7月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司马欣胁迫残部二十余万向项羽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的武装之后，对秦军有深仇大恨的项羽命楚军违约坑杀秦军降卒，其它诸侯的军队也都参与了这场血腥而惨烈的屠杀。这是一百五十年来，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抑以久的总复仇，这也是这支曾经战无不克，攻无不取的强大军队的最后一曲悲歌。当年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的秦国军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相同的命运。206年十月楚将刘邦率军越武关进逼咸阳，秦王子赢出降。十一月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入函谷关，就向灾星划过天际一样，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五百余年的国家的终结时刻最终来临了。联军统帅项羽压抑不住心中的仇恨，决定对昔日不可一世而如今被踩到脚下的统治者进行最严酷的报复，始皇帝的子孙被项羽阖门杀尽，痛恨秦国暴政的诸侯军正在四处烧杀。骊山墓、阿房宫、咸阳城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与遮天蔽日的浓烟。此时，已经躺在骊山墓中入土为安的始皇帝地下有知的话，也会忐忑不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秦始皇用残暴的手段历经十二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的摧毁了。 “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的阿房宫，这座“歌台暖晌，春日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的宫殿群，整整燃烧了九十天，在夜晚，冲天的火光照亮了秦川数百里漆黑的夜空，大火燃烧了整个冬季，一直到第二年的早春才逐渐熄灭。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了。
那么这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就灭亡了呢?原因似乎很多，始皇帝在世之时，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是很稳固。六国贵族势力伺机死灰复燃，尤其是广大的南方，天高皇帝远，自由惯了的当地人对严酷的秦法秦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面对秦王朝的暴政，各地的仇恨都在不断积聚着，只不过在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下，暂时掀不起太大的风浪而已。而210年的秦始皇之死，赢胡亥即位为这种仇恨的总爆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秦朝的灭亡总体上来看，可以归纳为：体制上的失败多于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的错误多于军事上的错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多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