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画派主要指北京和天津地区的画家。基本上沿袭了清代正统派的画学思想，标榜清代“四王”，强调继承古法。民国时期的代表画家有金城、陈师曾、齐白石、蒋兆和、溥儒、刘奎龄、胡佩衡、陈半丁、陈少梅、江采白、姚茫父、王梦白、汤定之、王雪涛、董寿平、李苦禅、周怀民、吴作人等。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画家有李可染、白雪石、田世光、启功、孙其峰、崔子范、俞致贞、贾又福、刘力上、杨延文等。京津画派的特点与海上画派大致相同，没有统一的艺术模式，创作自由。 “京津画派”历史厚重 传承演变 “京津画派”主要是泛指自上世纪初以来生活、创作、工作和游历在北京、天津一带，在中国画技法上主张“继承传统，融古出新”的一大批画家，这些画家人数众多，其中较出名者有徐悲鸿、齐白石、溥儒、金城、陈师曾、叶恭绰、陈半丁、萧谦中、王梦白、姚茫父、管平湖、陈少梅、于非闇、胡佩衡、徐燕孙、汪慎生、马晋、蒋兆和、叶浅予、周怀民、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黄胄、王雪涛、刘凌沧、刘子久、刘奎龄、刘继卣等。 说起“京津画派”，自然离不开“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北平国立艺专”、“北京中国画院”、“中央美术学院”这不同时期的几大民间和官方艺术组织和机构，正因为这些组织的成立，才有了日后“京津画派”的形成、发展和壮大。 北京身为六朝古都，自古至今都是历代文人墨客、画家聚集之地。上世纪20年代，在当时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下，“中国画学研究会”应运而生。1920年，在雅好书画的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利用庚子赔款的赞助，北京画界领军人物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交流切磋，传道授业、出刊办展，致力于国粹的传承与弘扬，是20世纪前期中国画坛影响很大的一个艺术团体。 1926年金城去世后，其子金潜庵为继承金城遗志而成立了“湖社”画会。著名画家陈半丁、溥儒及弟子陈少梅、徐燕孙、于非闇、王雪涛、马晋、汪慎生、秦仲文都是会员，最多时达200多人，汇聚了北京地区丹青名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达到鼎盛，湖社的影响遍及全国，盛极一时。1927年创办《湖社月刊》，到1936年共出版100期。刊发金城遗著《画学讲义》、古代金石书画作品、湖社画家和日本画家作品及理论著述，及当代画坛琐闻等，是当时最具影响的美术刊物，起到了研究和传播中国画的作用。湖社画会每半月开一次研究会，前后举办了8次展览，是当时相当活跃的美术社团。抗战爆发后，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进入了衰落期，新中国成立后两会的老会员大多汇聚于后来的北京中国画院。 1956年，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丁在政协第二届全国会议上共同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的报告和实施议案，经过一年的筹备，1957年5月14日，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画院——北京画院正式成立。周恩来、郭沫若、陆定一、沈雁冰等300余位文化界、美术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规定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北京画院成立时，入院的画家由文化部直接聘任，著名画家有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吴镜汀、秦仲文、汪慎生、关松房、惠孝同、吴光宇等。艺术大师齐白石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任副院长。 “京津画派”的画家大体脉分两支，一部分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的成员，这些人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画院”的画家；还有一支就是“北平国立艺专”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如徐悲鸿、蒋兆和、李苦禅、叶浅予、吴作人、李可染等。 尊古与创新兼具 文人画、红色经典成特色 “京津画派”的风格很难一以概之，它是复杂丰富的，随时代而变化，既有金城积极倡导的“复古”，又有陈师曾大力推崇的“文人画”，还有徐悲鸿极力推行的“西化”，更有特殊时期的“红色经典”，但无论是何种画风，可以说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和水平。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金城挂帅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力主传承国粹，所以不难发现那一时期的画家在传统功力上都非常深厚扎实，如溥儒、陈少梅、于非闇、徐燕孙、马晋等。而陈师曾则比较另类，他的中国画美学论述名篇《文人画之价值》，影响深远，陈师曾和与他相互欣赏的齐白石实际上走的正是文人画的道路，即通过画面大面积题诗，使画的意趣丰富。徐悲鸿的中国画改革则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强调用写实来彻底改造中国画，徐的弟子蒋兆和和吴作人画风也是中西合璧。李可染则把西画的光影与明暗嫁接到中国山水画中来，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他60年代初创作的《万山红遍》、《韶山》、《井冈山》等红色经典画作更是成为那一时代的高峰。 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 “三巨头”市场最热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品拍卖市场兴建以来，“京津画派”始终是市场的宠儿，价格一路上涨，领涨近现代书画板块。但在2010年以前，总体还在千万元级别徘徊，没有突破亿元大关。2010年嘉德秋拍李可染《长征》以1.07亿元成交，同年的翰海秋拍上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拍出1.71亿元的高价，“京津画派”从此进入“亿元时代”。2011年保利秋拍《九州无事乐耕耘》以2.66亿元再次刷新纪录。2011年嘉德春拍齐白石《松柏高立图》以4.25亿元天价创造近现代书画拍卖纪录，2011年嘉德秋拍齐白石《山水册》以1.94亿元拍出。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三巨头”在拍场成了高价的代名词。 2011年秋拍起国内拍卖市场受经济减速影响有所调整，“京津画派”虽小有调整，但在2012年春拍上仍有强势表现。李可染扛起大旗，北京保利《万山红遍》2.93亿元高价拍出，嘉德《韶山》1.24亿元突破亿元大关。齐、徐、李三位大师之所以炙手可热，屡创新高，跟他们中国画创新的成就和生前在美术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可以预期，未来三人的画作在拍场上还将有上佳的市场表现。 二线大师名家有望补涨 随着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三位大师画家不断攀高，打开了整个“京津画派”的上涨空间，一些“京津画派”的二线大师和名家如溥儒、李苦禅、吴作人、叶浅予、于非闇等画家的价位目前还明显偏低，存在着可观的上涨空间。像吴作人的画(骆驼、牦牛)大部分还在百万元以下，李苦禅的精品(鹰)也在百万左右，叶浅予的舞蹈人物大多几十万元，于非闇的工笔花卉也不过三五十万元，未来补涨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解放前在画坛十分活跃的老“京津画派”画家如金城、陈师曾、陈半丁等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成员画家目前在拍场受到极大的冷落。这些画家建国前在京城非常有市场，甚至当时齐白石的画价也远逊色于这些名家，但现在时过境迁，他们的画却少人问津，价位更是低得可怜，许多时候只有区区几万元。这其中既有市场导向的因素，但当今的买家对那一段历史以及这些画家缺乏了解和认知也是一大原因。目前国内关于“京津画派”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早期画家的研究更显空白，像陈师曾、陈半丁的研究都有待深入，相信未来这些早期画家画作的市场和价位会有所提高。 赝品泛滥，鉴定真伪成难题 由于“京津画派”行情一路看涨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拍场上造假众多，赝品泛滥。但凡大师、名家都有造假，尤其是行情较高的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蒋兆和等人已到了假画充斥的地步，即便价位较低的溥儒、叶浅予、吴作人、李苦禅几人也赝品众多。随着近两年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拍价突破亿元大关，三位大师画作的赝品在拍场也呈迅猛之势，甚至百万元、千万元级成交之拍品也不乏伪作。近现代书画的鉴定一直是个老大难，京津画派也是如此。目前家属鉴定、学生鉴定和机构鉴定都同时存在。在家属鉴定方面，像徐悲鸿的画作很多时候要听取廖静文的意见，李可染的山水画则其夫人邹佩珠和儿子李小可更有发言权，陈少梅的画则由他的女婿米景扬说了算。齐白石的画按说北京画院有实力鉴定，但目前好像都是拍卖公司自己做主。由于中国画的鉴定目前还没有一家官方机构能彻底解决，所以处于混乱状态。但对于买家来说，在当下赝品遍地的市场下，只有多看真迹才有能做到辨真识伪规避风险。像北京画院近期举办的《丹青京华——北京画院藏品展》就对买家了解“京津画派”画家的作品大有帮助。 当代“新京津画派” 市场受宠屡有高价 作为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京津画派”，在当代画坛也得到了延续。以何家英、史国良、王明明、田黎明、贾又福为代表的“新京津画派”画家，近几年受到国内藏家们的热烈追捧。何家英的画作在拍场屡有百万元级拍品涌现，在刚结束的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上其巨幅人物画《梅花双清》创出943万元的个人拍卖纪录。史国良的《红门》在嘉德2012春拍也拍出161万元的不俗高价。贾又福的《梦思》以632.5万元拍出，王明明的《蒲松龄先生讲书图》更是以超千万的1380万元高价成交。 就画种来看，当代“新京津画派”在人物画方面表现突出，在山水画和花鸟画方面稍显逊色，但也不乏名家，如龙瑞的山水，郭石夫、霍春阳、张立辰的花鸟。受学院派教育的限制，创新有余，继承不足，是“新京津画派”的一大缺憾。眼下，当代“新京津画派”部分画家已存在价格虚高的风险，毕竟千万元的高价超过了近现代大师的价格，价位倒挂比较严重，藏家应注意风险。
在近当代中国画市场上，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浙江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被誉为“六大画派”，但若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行情最热的，自然非“京津画派”莫属。
